和黄雀行动没关系 封从德自述和柴玲逃亡/8964

 作者:练铖     |      日期:2018-03-04 10:31:10
作者注:这篇文章作于一九九五年三月,发表于同年四月香港《前哨》杂志上,并收入拙著《天安门之争》(1998,明镜),出版编辑将标题改为“柴玲逃亡的故事”,大概是为了读者和销量的考量(包括该书封皮,合同规定由出版社负责)后来有些媒体加以转载,基本上采用改后的标题,而且内容作了大量压缩 这里以原标题公布其全文 封从德 2011-1-10 阿洪——无名氏散记 阿洪这个名字,即使是在巴黎,知道的人也不算多而知道他是五年前将我和柴玲救出中国的人就更少了至今,为了国内朋友的安全起见,他还依然不得用其真名,地地道道成了一个“无名英雄”前年“六四”,我曾经发表过一篇文章,说一九八九年的精神不主要表现在我们那班“领袖”、“精英”们形形色色的“英雄气概”上,而更多地体现于千千万万个“无名氏”默默的情怀和高贵的人格之中今年的四月一日,将是阿洪同我们一道抵达巴黎的五周年,谨以此文作为六四无名氏研究之一号,期于为光大八九精神有所贡献 “是你的朋友我就帮” 六四屠杀后,柴玲与我在国内的逃亡将近十个月,靠的全是一群萍水相逢的义气朋友其中一位与阿洪情义深重,可谓两肋插刀的知交,他知道阿洪有条件合法出入香港,便去找他﹕ ——能不能帮个忙 ——说吧 ——帮两个朋友偷渡去香港 ——是你的朋友,我就帮究竟怎么回事 ——六四的人 ——行,你的朋友一定帮,更何况因为六四给我些时间,想好办法就去找你,也叫那两位朋友准备好随时动身 接下来的几个月,阿洪不知探问了多少条路自然也想过花钱走“黑道”,但他一打听,每人二十万,也就只好作罢屡试不中,脑汁绞尽,终于,摸索出一条自认有把握的路,他立即去找朋友 当那位朋友找到我问是否愿意出去,此时,我对这群义士真是依依不舍,他们皆佛道中人,一直带我练功起初两个月,我心气浮摇,六四强烈的冲击,对海外民运热切的关注,加上十几年的科学教育,皆使我对他们那一套“东方神秘主义”有隔膜然而,一次闯边境的经历,动摇了我持之当然的科学主义的信念当时,他们又是“唸咒”,又是“布气场”,还要求我也不断求观音菩萨,唸六字大明咒,说我是当事人,不唸,他们再用功也白费结果,三次几乎落在士兵手中,三次皆得逃脱虽说不能就此证明什么,却亦难以轻易否认了科学不是讲实事求是吗从此,我开始认真地跟随他们练功,其间还有三个月是在森林中度过 准备在不测时自杀 我们是在最后阶段才给交到阿洪手中的,此前他全然不知要搭救的究竟是谁,这种单线联络的方式,全然模仿当年中共的地下活动唯一的差别,是阿洪的行为,凭的不是什么主义理念,完全是朋友间的义气,这与那批佛道朋友一样虽然他们都同情受到镇压的六四学生,却并不十分赞同运动中的西化目标,然而依然冒死相救,不过是要实践“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之类积善积德的修行精神和朋友之间君子之交的义气罢了 一见到阿洪,我便感到其为人的沉着与稳重,虽萍水相逢初相识,心也踏实极了,整个行动中,一点也没觉得心跳 阿洪个儿不算高,却很壮年龄与我相若,练洪家拳却已二十个年头了因为练拳的关系,两眼炯炯有神,浑身刚健有力,壮实得如一头小熊中国武术防身健体,讲武更讲德,武功离不开武德,武中常带文气阿洪受其薰染,为人极谦让,后来甚至发现,有些话题还能令他脸红害羞不知就里的人,还以为他文弱可欺呢 当时阿洪也不多话,沉着干练,动作敏捷麻利,很快将我们藏进一个极隐蔽的地方,看来,事先的准备极充分然而,这次行动一点也不似预计的那么单纯,头一天便被迫将行程延迟、更改,中途又两度边防军拦截和突击搜查事后阿洪直感叹﹕本来并不打算将我们藏到一个那么密蔽的地方,幸亏当时一闪念,否则早就被发现了 整个行动中,无论遇到何种意外,阿洪皆从容不迫实际上,他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作好了最坏的打算行动前一天,他将贵重物留下,却偷偷带上一把小火枪,这是他事先就置办好的准备在不测之时自杀,以免中共严刑逼供,搜出他人的线索由于行动的第一天,行程就被迫更改推延,他觉得此行凶多吉少,便去给一个亲人打电话﹕ ——要是我有什么意外,请好好照顾我妈妈,就当我是个不孝子,或干脆没我这么个儿子 ——什么什么! 对方一头雾水,又惊又急阿洪没更多话,将电话挂断 在里面藏了四天五夜 我和柴玲藏在里面,全不知情本以为很快便能到香港,没想到在里面闷了三天还没动静 情况逼迫,既进了去便不能随便出来,平添无数困难,尤其吃喝拉撒,真让阿洪贰心机 天黑时,他设法递了张纸条进来,要我们准备长期坚持秘藏的地方既憋闷,又特多蚊子,嗡嗡声不停因为吃素炼功的关系,又不得杀生,实在难受极了,只好来个“精神胜利法”——调心静气,渐入气功状态说也奇怪,这么一试,还真管用﹕起初奇痒难熬的感觉,渐渐化为一股清凉之气,宛如夏天烈日之下在山谷中受凉风一吹那种爽快等出来时一看,浑身上下虽然满是小黑点,却没有一处红肿起来看来气功真的不光是改变了主观感受,客观上也起了作用在艰难时刻,气功帮了大忙 在里面憋到第三天,外面终于有了动静我们一直悬著的心稍稍放下,心想,这下该快到香港了没想到,中途又停了下来,不一会儿,一阵响动,听不太清楚,只隐约感觉是几个人在大声说话我们藏的地方也被撞了几下,过一会,又恢复了平静又是一天过去了,才又启程不久,又停下,又有人来,不过这次没等很长时间,便又启行等到了香港,我们出来时一算时间,我们在里面整整呆了四天五夜一百零八个小时阿洪说他当时真担心我们会在这里闷死……这一百零八个小时,他要承受多大的心理压力啊,然而,阿洪却总是从容不迫,整个行动中没让我们感到一丝紧张 一眼就能看出是“大圈客” 到了香港,一出来,阿洪便问我们接应的人在哪里我说,我这里有他们的地址阿洪听了愣了一下随即,就近找了一间咖啡吧,给我们点了热粥和叉烧包老板向他挤挤眼﹕“哇!大圈客(港语﹕大陆偷渡客)!”阿洪觉得事情有些不妙,叫我们赶快吃完就走本来,照原定计划,阿洪只要将我们送到香港便完成任务,因此,我将剩下的最后一千多元人民币塞到他手里,要他带回去阿洪手一推,说﹕“你以后可能还有很多困难,还是留着吧﹔要不就捐给民运”他分文不取 阿洪很快便意识到我们和国内那些朋友对香港没有起码的了解,不明白这么一身衣衫褴褛、披头散发的样子,在香港大街上行走极易引人怀疑明眼人一看便知是偷渡客,一张口便会露馅无论警察、记者还是黑道乃至中共人员,随时可能给我们带来不必要的麻烦他不得不“送佛送到西”,陪我们去找那位联络人——实际上,只是国内朋友的一位表亲,事先也并不知情 阿洪先带我们去附近的市场,买一身衣服换上,然后才敢乘坐巴士地铁一路上,阿洪买票问路,环顾左右,又让我们尽量沿路边不显眼的地方走我心想,嗨,都到香港了,怎么还这么紧张兮兮的找到那人住处,他正巧在由于事先一点心理准备也没有,显得顾虑重重 ——唉,九七快到了,共产党眼看就要来,我还有一家老小啊过去在中国,我家就是地主成份,现在又做反共的事,以后可怎么办哦…… 阿洪一听话不投机,便连声道“打扰,对唔住!”便拉我们出门当时我们听不大明白广东话,柴玲一时不解,见刚找到人又要走,还直问﹕“怎么回事” 找到中大的同学 外面的天阴沉沉的,毛毛细雨纷纷扬扬地随风飘落,弄得头发湿漉漉的我们躲在一座天桥下,何去何从,一下子有些茫然,对香港温柔的春意,也没一点心思这时阿洪陪我们出来的时间已过长,回去一定会受盘问,而我们出来时已被人看见,仓促间又来不及收拾好躲藏地点的杂物﹔联络人又是这副样子,我们又讲不好广东话,几重因素加在一起,阿洪毅然决定不照原计划回中国,而护送我们到底他提议我们直接去美国领事馆,但我担心就这么从大门进去,免不了生麻烦当时身上除了那位“联络人”,没有别的地址,幸好还记得广场上有位香港同学的学校叫中文大学,这才乘了地铁、火车去投奔 找到中文大学学生会,我们还不敢直报身份,自称是从天津逃出来的学生还好,不太费力,我们很快便见到了广场上认识的那位香港同学,然后再与有关机构取得联络,以后的事,一切顺理成章,四月一日,我们便到了巴黎 岑建勋见到我们大喜过望 补充一点,在直到中文大学之前,我们在国内近十个月的逃亡,依靠的完全是国内的人力财力,由一群素昧平生的侠义之士相助,一分一毫也未自外来实际上我们几乎没有向外联络,更谈不上“地下通道”、“黄雀行动”、“中央情报局”之类耸人听闻的名目 当岑建勋突然见到我们突然出现在香港,大喜过望,一面觉得我们就这么空手乘巴士、地铁到中文大学有些不可思议,一面直感叹﹕“你们至少节省了四十万港纸!”后来据局内人言,有些六四人士走“地下通道”,一人花了四十万,皆来自港人私下捐款港人对“六四”真是义重如山我们为省去这许多费用而高兴,再为阿洪和国内那批义士而自豪 逃亡后期,我们的经济相当拮据,他们中有人甚至将准备结婚的存款拿了出来虽然并不十分赞同运动的西化目标,但他们依然本着佛道的修行精神舍生取义,冒死相救临行前,他们对我和柴玲说﹕出去之后,一定不要宣扬我们外面的世界纷乱不堪,你们最好也不要从政,多读些书,充实自己以后回了国,要是再有什么急难,还可以来找我们 国内朋友的情义、港人深厚的爱心和西方外交机构的机智,皆永世难忘由于众所周知的顾虑,在此暂不细表,本文记述的偷渡过程亦作了适当的模糊处理和顺序安排,请读者不必担心唯有一事,想借此五周年之机,向公众和盘道出——当时台湾中国时报记者是如何抢到头号新闻的 台湾记者成了“张如大姐姐” 从香港启程西行之前,我们已与一位西方外交翻译见过一面,知道是由他陪同我们通过海关临行那天,一切手续齐备,各级人物离去后,那位翻译给我们介绍了一位女士,四十来岁,打扮得光艳入时她自称是来“路上照顾柴玲的大姐姐”,“叫张如,在香港开服装店”我们因为一直受到最严密的保护,一丝防备也没有一路上,她想尽办法向我们探听逃亡经历,还问我们是否收到一笔两万五千美元的港人营救捐款,使我们甚觉蹊跷当时柴玲因长期奔波劳累,又晕又吐,这位“来照顾柴玲的大姐姐”却紧追不舍,喋喋不休我终于忍不住,只好老实不客气地对她说﹕“柴玲身体不好,请原谅!”硬是将她弄开去然而,她还不罢休,转而向我和阿洪问长问短,又利用时机拍了不少照片,信誓旦旦地说,只是为了留个纪念,摆在自己的书房,绝不作他用——因为见到柴玲觉得十分荣幸 到达西方,她赶紧告辞不久,香港媒体便满城风雨,世界各地记者云集巴黎,将巴黎大小医院搜了个遍,闹得柴玲毫无喘息之机,连身体检查都没来得及做,便不得不面对记者了《中国时报》抢先登出的头条新闻下署名﹕“本报特派员江XX”后来,那位翻译很快便丢了饭碗,而光艳的江XX却弃文从政升了官事后不久,“张如”来了一封信,依然以“大姐姐”自居,说当时那么做,“是为了保护”我们,甚至又提出要我们写一本书,她可“保证出版,赚到至少五十万美元”你说恶心不恶心 这封信,我们一直留着这是我们在“自由世界”遇到的第一位享有“新闻自由”的记者,这不是天大的笑话吗近些年来,无论国内海外,多“有感于中国人的骗”,希望本文多少能抚慰一些受伤的灵魂,知道中国人之间尚有真情和大义在,明白什么才是真正的中国人,企望国人能够珍惜我们自家的文化自身的根 阿洪让出住房和奖学金 都说当初六四“民运人士”在巴黎领了大笔港纸台币美钞,优哉悠哉,这大约除了那班一出来便忙着设计“未来中国国旗”,忙于讨论“分部主席回国后相当于局级还是部级”,每月领八千法郎工资(加上税共一万二)的“精英”、“领袖””们之外,别人是没有这份悠闲的尤其阿洪,他除了一笔微薄的为期一年的生活补贴之外(当时我们还以为是法方奖学金),实际上,由于他谦让的品性,还使他丢掉了许多本当属于他的东西,譬如住房和奖学金等等 到巴黎后不久,巴黎市政府照惯例要为我们三人安排一套低租金住房(HLM),这是一般低收入阶层的理想居处,因为有政府补贴,房租比一般的租金低许多很多“六四”人士先我们而到,住的正是这类房屋由于我和柴玲很快便去美国参加“六四周年祭”,这个安排便告吹了阿洪对此既不清楚,性格又极谦让,从不知为自己的利益去计较,我们当时初来乍到,正处于媒体焦点,又很快要去美国,加上对西方现实生活毫不了解,心思精力皆尚不能落回生活的实处,于此便忽略了,结果,阿洪的生活以后完全是靠自己挣扎解决本来一般难民可住在免费的难民营半年到一年,里面还有许多对难民的针对性照顾,结果因为我们的关系和各种阴差阳错,他连这点起码的东西也没得到 另一方面,在奖学金问题上,更能看出阿洪的谦让和为此付出的代价阿洪从不利用任何机会取巧谋利帮助他们领身份证的法国朋友善意向他提议,既然他的意愿是上学,最好乘机将年龄报低几岁,因为对年轻学生的照顾较多阿洪没有从命,并不指望什么不属于他的东西,正相反,他还将本属于他的一份奖学金让给了另一位六四学生,因为听说那位同学比他还困难这么一让,义气是义气,阿洪却为此付出了颇大的代价原来,这笔奖学金因为是法国政府提供的,其有效性便不止是学法文的头一年,以后只要成绩过得去,至少可以供到大学毕业甚至更高的学位,除学费全免,每月还有三四千生活费而阿洪当时仅有的那点生活补贴只有一年不说,交了学费,便所剩无几了,连头一年学法文都不能维持,阿洪实际上是借钱去外省学的法文(柴玲给了他很大的帮助,将当时的奖金、稿费寄给他)尤其是到了外省的法文学校,他才了解到,原来那位同学并不比他困难,也有其他渠道的生活费,而且比阿洪的还多一半,再加上奖学金,简直是个学生贵族了然而阿洪却从来没有在那位同学面前流露过一丝怨言而我也是直到这次为了写此文,向他追问其经济细节时,才得知的阿洪与那位同学至今一直保持朋友关系 阿洪打工从负数做起 从九一年五月起,阿洪被迫中断在外省的法文学习,回巴黎半工半读生活补贴到期,没有奖学金、没有低租金住房,没有正常工作,语言还半通不通,甚至不能告诉别人他的真实身份和经历,这种隐姓埋名的状况,更让他在流亡者中得不到应有的照顾实际上,他比国内的自费留学生还要艰难——既没有流亡者应得的许多照顾,又有家不能回,不似留学生那样还有一个同龄人群体稍解异乡幽情因缘际会,阿洪成了一个彻底的“无名英雄”,他要从零乃至负数(譬如语言、文化)从头做起! 巴黎六区,法式餐馆Petit Zinc(小吧柜台),繁华的蒙巴拉兹车站旁从九一年五月至九三年六月,每个周末两天,每天十个小时,阿洪都在这里洗杯、倒酒、沏咖啡一天下来,精疲力竭,换得二百七十法郎,得用来支付每月一千法郎的法文课学费,再加上房租和衣食,非常拮据后来做到侍者,一天也不过三百法郎有时工作太晚,赶不及末班地铁,还得掏钱“打的”整整三年多,只有两个暑假稍有变化——由周末工改为全工,九三年暑假是在一家快餐店(Berger King),收入没什么差别,都是法国法定的最低工资(SMIC) 说到住的地方,就更不像国内的人想像的那么天堂巴黎最穷的学生一般住一种叫Chambre de bonne的顶层阁楼,从前是楼下富人家的仆佣睡房,因吃饭洗澡皆在主人家,故这类房间简陋至极阿洪住的阁楼,又是这类房间中最简陋的﹕七层高,没电梯得自己爬,室内没有自来水,须到楼下去提﹕厕所在走廊外与人共用﹔里面空间极小,从门到窗五步,从左到右三步,比伏契克的牢房还不如﹔一张床就占了小半面积,加上衣柜桌椅,就剩不下多少可以蹬打的余地,还得除去凭窗的斜梁所占的空间法国人美其名曰“鸽子笼”穷学生住这样的地方,不外一个原因﹕便宜阿洪那时每月租金五百法郎,整个巴黎,没比这更低的房租了 住在这里的两年,是阿洪生命的最低谷他为了朋友义气,抛弃国内的一切“当时他的月收入达一千五百元人民币,在大陆是难得的高薪)﹔他舍命救出的人举世瞩目,他却几乎没人知道﹔他既回不了家,又回不了国﹔既非留学生,又还得在流亡团体中隐姓埋名﹔中国离他那么遥远,法国又不属于他,却不得不在其中谋生存他就像一只断线的风筝,随风漂泊…… 阿洪在商学院的遭遇 然而,阿洪还是凭著自己的顽强毅力挣扎了出来九三年秋,他终于进入了巴黎大学商学院(I.U.T),专修国际贸易,已顺利通过了第一年的法律基础课程的十几门考试,这对五年前一句法文不会、又无深厚英文底子的阿洪来说,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同今日大陆一般,商学院在西方异常热门,阿洪是凭着他不屈的毅力拖着陌生的法文在与法国学生竞争的而且,困难远不止于此,许多情况是他的法国同学做梦也想不到的譬如一次与一位系主任作入学面试,问及年龄﹕ ——二十八 ——哦呵!你可以做Grand–Pèrc(祖父)了,怎么还来上学 阿洪愕然了这完全不是法国人的幽默百分之二十的法国人投极右的“民族阵线”的票,就是觉得白种人比其他人种优越,而法国现今的衰落当归罪于来法的外国人这类人完全忘了他们的父辈跑到别人的国土上所做的坏事你要问东印度公司、鸦片战争和八国联军是怎么回事,没有几个西方人清楚相反,在巴黎大学中文系的课程中,却有“二十世纪中国史﹕洪水、饥馑、抢劫、卖淫、吸毒和帮会”这么一门,属高年级的“中国文明”课程 更令阿洪难过的是公关课老师她喜欢当众嘲笑阿洪的口音,挑剔他的法文,后来阿洪发愤,有了进步,她又冷嘲热讽有一次作文,阿洪按要求写的自我介绍信极为通畅友善,文法也不差,这位公关老师竟跑到另一个班上去说﹕“有一个MEC(男人,极不礼貌的法文),话都说不清,信却写得那么漂亮,没有捣鬼作弊,怎么可能”可想阿洪听说后的心情 诸如此类莫名其妙的遭遇,阿洪从不去计较,对人依然以诚相待,因为他有足够的内敛忍耐功夫后来他逐渐发现许多法国人的异常言行和不平衡的心态,多来自他们从小缺乏母爱、长大一直孤独的生活经历家庭危机是现代法国诸多社会问题的本源,而阿洪反倒在这方面极“富有”——他每月都同国内的家人通信去电话,虽然万里之遥,却一直是他这几年艰难历程中的支柱因此,他对那些轻率冒犯他的法国人反倒有一层怜悯这真是文化史上的一个奇蹟 ——一位流浪异乡的孤客,反倒同情起当地人的孤独 踏进一个法国家庭作客 九二年初的一天,阿洪下了课在地铁等车,手中玩弄著一只破碎的石蛋发愣那是他同学借去弄碎的当时阿洪心境极沮丧,心想﹕好好的,怎么就给弄碎了呢或许联想到自己的漂泊与零丁,平添几丝愁绪正发呆,一位五十来岁的法国人走了过来 ——年轻人,有什么伤心的呢 ——你看,蛋破了 ——年轻人,我可以请你去喝一杯咖啡吗 原来,法国人是一位养鸡卖蛋的农场主,年轻时也曾艰难奋斗过他一见阿洪便觉投缘在咖啡馆里,更仔细地询问了他过去的身世、在巴黎打工上学的现状和未来的打算阿洪皆如实相告临别,他邀请阿洪去他的农场不久,阳春三月的一个明媚日子,阿洪利用假期应邀去三百公里的外省去拜访他永远忘不了那一天的情形 ﹕和煦的春光下,过了小桥,小山丘上一幢洋房,乳白的台阶,雪白的墙壁,右边是几棵小树——竟与他十年前的一个梦境如出一辙,他在那里呆住了法国人迎他进屋时,他依然感觉浑身轻飘飘的他只听主人说﹕我想不到你真的会来,我们萍水相逢,你还是接受了我的邀请,这太好了对于真诚善心的人,我的家门永远敞开 这是一个和睦的六口之家,之后的三天,阿洪在他们的热情款待中,又品味到了一种家庭的温暖,这是他三年来在法国的第一次对于一个浪迹天涯的游子,是一种何等的抚慰啊!虽然素昧平生,却能互道真情,以诚相待,这种真诚的气氛 ,三年来是何等的匮乏啊临别时,依依不舍,大家都掉了泪他们为阿洪的艰辛与奋斗精神而感动,阿洪则被他们的热情与无私的爱心所感动因为这一家人都信天主教,阿洪便称那法国人“教父”(法文也是“监护人”之义) 可敬的法国“教母” 阿洪的“教母”与“教父”并不是一家人,她是一位“修女”前年冬天我病重住院时,阿洪介绍她来帮助我,因此现在我们都极熟悉,常常周末在她家聚会她不是修道院中的那种修女,同一般人一样有自己的工作,只是发过愿终生不嫁,将一生献给上帝,工作的大部分收入则献给教会她早已退休,六十八岁的人了,却满面红光,心宽体胖第一次见面时我吃了一惊,觉得不过四十来岁,比我那初入花甲的道士教授显得还要年轻后来,我说给她听,只见她张大了嘴哈哈一笑﹕“修道成仙又干何用”因为我常对她说一些道家气功延年益寿之类的话看来,无论什么宗教,只要真信真修真行,自然就是气功状态,身心自然康泰,对不对呢 “教母”曾在香港教过十七年法文,会说一口广东话,因此从阿洪一来法国,便帮他学法文,又帮他出入各种机构办理五花八门的证件,却从来不主动向我们布道传教,不使我们感到压力与窘迫这是一个真信教的态度,她对自己所信奉的神有信心,相信神自会在所有人心中做工,信徒的义务主要在善行而不在辞令上相熟了,阿洪同她甚至有过激烈的争论,譬如前苏联车臣独立问题阿洪认为闹独立结果必起战争,两败俱伤不应该﹔“教母”立即从西方“民主”、“人权”角度指阿洪“支持独裁”实际上,阿洪更为担忧的是中国一些地方的独立﹕“西方就是想把中国搞乱,弄成苏联、南斯拉夫的样子,永远不能富强达赖喇嘛不也说只要自治吗干嘛西方人反倒更起劲要西藏独立” 阿洪身上的六四真精神 其实,阿洪对于政治与宗教的兴趣,远不如其希望日后在贸易方面谋发展﹕“天下太平,大家安居乐业,我们才好做生意嘛”阿洪的生活状况,自九三年秋住进了大学宿舍之后,已大有好转他正在努力完成商学院的学业,这样日后的生活亦算有了保障国内的亲友为他的婚事着急,要在大陆给他找个对象,他却私下对我说 ﹕ “不要了这里的苦要再多一个来吃,真不应该啊许多大陆的留学生在这里千辛万苦也不向家里说,国内的人还以为我们在这里享什么福呢不要了,我吃过的苦,不希望别人也来尝”其实阿洪正是有苦从不向家里人说 五年后的今天,才向大家介绍救我和柴玲逃出中国的阿洪,对他本身早已没有多少“现实利益”了﹔凭著自身的毅力和友人的真诚帮助,阿洪早已走出了低谷虽然没什么人将阿洪看作“六四”人士,然而,从阿洪的身上,我又看到了“六四”的真精神——为道义为国运而忘我献身、自强不息我想,这个精神值得发扬光大,可以鼓舞振作千万人的心但是,在我的眼里,阿洪并不是“英雄”,更不是“领袖”、“精英”,他只是一个平常人,做的也是平常人可以做到的平常事﹔可是,在他的平常当中,正见其不平常而又是许多人难以做到的我想,是时候了,让我们把眼光从那些“英雄”、“领袖”、“精英”们身上挪开,重新来认识“六四” 的精神 ——我永远不会忘记,广场上三千一百四十四位绝食同学,他们在绝食棚上写道﹕“只要中华富强,我们一无所求”他们大多数的名字,噎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 ——我永远不会忘记,长安街上千百位烈士,他们面对士兵和坦克,手挽着手齐声高喊﹕“活着都不怕,还怕死吗!”他们大多数的名字,至今还未公诸于众 ——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北京以外的绝食学生、市民和烈士,他们更鲜为人知 ——我们永远不会忘记,那些掩护伤员和逃亡人士的千万义人,他们更不能公开 ——我们还不要忘记,港、台、海外全体华人当时心连心的义气,他们为海外民运做了不知多少默默的奉献 ——还有千百流亡人士,他们不仅受“理想幻灭”的煎熬,还要默默承受自己“领袖”们不负责的后果,更被西方政客所玩弄与出卖然而“求仁得仁”,又更有何求 千千万万的无名氏,早已回到了他们的平常生活当中“六四”的动力,噎从现代西方政治的幻象中移开,转而注入振兴中国经济的洪流和弘扬中华文化的大业中——一切皆将过去,惟有真情永存——阿洪从未忘记洪家拳师传的教训﹕“仁义为先” (封从德作于一九九五年三月,